在这个反人类的国度,他们用跑步抗议独裁

布隆迪有一项持续了十年的独特现象:成千上万人一起组团到街上边慢跑,边唱歌,边社交。有时候,他们也会在跑步的时候抗议布隆迪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2014年3月,恩库伦齐扎禁止了组团慢跑这项运动。随着布隆迪国内冲突逐渐升级,出现在城外的尸体越来越多,布隆迪的跑者成为了抗议的武器,也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也是一篇很不一样的文章但是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想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组团跑个步,你首先得加入个慢跑俱乐部,跟政府备案注册。接着,你要在九个可以跑步的地点当中选一个。这还不算完,警察可能还要问你几个问题:一起跑步的人有几个?什么时候开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们。

第一次听说布隆迪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Pierre Nkurunziza)禁止慢跑的时候,我觉得他大概是疯了——这简直跟朝鲜禁止民众穿牛仔裤、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宣布对口型、镶金牙和留胡子不合法一样疯狂。

恩库伦齐扎的这个主意甚至更反人类。从双脚的足弓到头部的散热血管,我们整个人体就是为奔跑而生的。跑起来时,我们的脑内甚至还会分泌一系列让我们感到愉悦的化学物质。津巴布韦马托博国家公园(Matobo National Park)有一副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洞穴壁画,上面画的就是一位猎手在跑完步后欣喜若狂举起双手的模样。

在这个反人类的国度,他们用跑步抗议独裁

古代瓶画上斯巴达妇女奔跑的样子

而在布隆迪,慢跑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要想弄明白为什么,我们得先把时间调回到图族和图西族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的1990年代初。

1993年,布隆迪历史上第一位胡图族总统梅尔希奥·恩达达耶(Melchior Ndadaye)执政近三个月即遭到图西族控制的军方杀害。一场长达12年的种族内战就此拉开帷幕,300,000民众因此身亡。战争期间,士兵们排队跑过街道,一面用军靴重重地蹋着地面,一面歌唱着他们的军事力量,用歌声安抚己方、震慑敌方。士兵们有时候还会停下来管一管街边的斗殴事件。

与此同时,布隆迪的年轻人们更加积极活跃地参与到了政治活动中。大多数时候,胡图族会加入其它胡图族的队伍,图西族则会加入其它图西族的队伍,以此彰显种族团结。

1996年戒严令颁布后,斗殴事件逐渐减少,但这些慢跑团体却没有就地解散,而是渐渐脱离了一开始的政治色彩,成为了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周末清晨,几十家俱乐部几百名成员会聚在一起跑步、唱歌,然后喝着当地一种叫做Primus的啤酒,欢度这天剩下来的时光。这些俱乐部逐渐融为一体,帮助把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一点点拼凑起来。如果哪个慢跑团里有成员亲友去世了,或者有某些事情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帮忙,那么俱乐部就会伸出援手。慢跑俱乐部在布隆迪成为了一种类似于教堂的存在,只不过这座教堂的宗教信仰是跑步,做完礼拜后的食物是许多啤酒。

十多年来,慢跑之于布琼布拉人,就相当于音乐之于新奥尔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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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民众边跑步,边唱歌,边抗议,边社交

“那时候,人们治疗创伤、恐惧和孤独,”政治改革家让·克劳德·努坤德瓦(Jean Claude Nkundwa)告诉我,“跑步成为了一种文化。”

起初,恩库伦齐扎总统对这种文化还挺支持的。恩库伦齐扎的母亲是图西族人,父亲是胡图族人。1995年加入胡图族反叛组织之前,他曾当过体育老师。2005年,他从过渡政府手中接过权力,在健身与公共健康方面颇有美名。但是,2014年3月,他要开始第三个总统任期的传言引发了民众的抗议。那之后,恩库伦齐扎便开始对这些慢跑俱乐部横加限制,要求他们只能在得到批准的指定地点举办活动,而且必须在政府处登记备案。反对派们大声疾呼,要求他下台,暴动与针对高级将领的刺杀行动也随之而来。反对派成员伤横累累的尸体开始出现在市郊。好几十万人逃离了这个国家。

在一个局外人看来,这整件事似乎就是总统禁止大家组团慢跑,然后布隆迪就崩溃了。然而,事实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对于我——以及许多跑步爱好者来说——跑步能驱散我们紧张焦虑和郁郁不乐,让我们镇定自若、自信满满。跑步之于我们就像毒品。几天不跑步,我们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儿。那么,一个禁止民众跑步的国家会有什么不对劲儿吗?

去年九月,我到布琼布拉的时候,这座城市上空阴霾密布,柏油路冒着阵阵潮湿的热气。我在行李认领处外拥挤的人群中寻找着让·巴普蒂斯特·穆巴里巴里(Jean Baptiste Mubaribari)的身影。让·巴普蒂斯特是当地一名记者,此行他将会充任我的司机和翻译。到布琼布拉的两天前,我刚知道我之前的翻译因为一场针对国内外记者的运动而被政府列入了黑名单。于是我联系上了让·巴普蒂斯特。

我有过来这边的许可证,但只有撰写慢跑相关故事的权利。去年夏天,一位获准报道选举活动的法国记者,就因为拍摄了抗议行动被吊销了证件。

“欢迎,”让·巴普蒂斯特见到我的时候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怎么了?”我问道。

“昨天晚上发生了许多枪击事件,”他说,“大规模的战斗。真的是很大规模的一场战斗。”

布隆迪是一个占地面积仅一千万的小国家,像三明治馅儿一样被卢旺达、坦桑尼亚和刚果夹在了中间。这个国家在饥饿、贫穷和腐败这几个方面的评分都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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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是个被卢旺达、坦桑尼亚和刚果夹在中间的小国家

像卢旺达一样,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种族暴力冲突是布隆迪的核心问题。然而,1994年造成近百万民众死亡的卢旺达大屠杀引起了国际关注,维和部队和非政府组织都插手进行了干预;布隆迪却只能自己解决问题。

“布隆迪是个一点儿都不重要的国家,”彼得·乌文(Peter Uvin)在一本描述现代布隆迪的著作《暴力之后的生活》(Life After Violence)中写道,“它一点儿可说的经济价值或地缘战略价值都没有。”

这个国家的民众约有85%是胡图族,14%是图西族。20世纪初,布隆迪拉开了长期冲突的帷幕。当时,为了削弱占多数的胡图族的影响力,殖民者扶持了人数较少的图西族,在教育、财富和军事方面给了他们不少特权。过去,胡图族人通常都是农民,图西族人通常都是牧民。1930年代,比利时殖民者开始向一切拥有超过十头牛的民众发放图西族身份证,向其他人发放胡图族身份证,在这两个种族之间画了一道界线。

1966年,布隆迪废除了君主制度,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仇恨猛然爆发。1972年,胡图族起义军和图西族军队发生火并,致使约100,000~300,000民众死亡(包括恩库伦齐扎的父亲)。1988年,又有2,500人在一场政变引起的冲突中死亡。接着,1993年,布隆迪爆发内战,这场战争一直打到了2000年代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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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内战持续多年

好消息是,最新一场动乱名义上是一场政治纠纷,而非种族纠纷——虽说执政党大部分都是胡图族人,而反对党或多或少由图西族人组成。

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路上,我们路过了不少检查关卡。穿着蓝色连衣裤的警察会随机挥手拦下路过的车辆进行抽查。到了晚上,他们会在路中央挂上铁丝网,拦下每一辆车详细盘查。布隆迪军方被禁止参与任何内讧。如果把政府看做一个人,那么警察就是疏于锻炼的肌肉。在一些夜间发生的火并中,警察还会不小心向己方开火。

最近,警方还要负责推进慢跑禁令,驱散街头出现的所有大型慢跑团体。有时候,出现在街头的个人跑者也会被骚扰,不过总的来说,他们还是可以跑步的。大多数团队都集中到了得到政府批准的九个跑步地点——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操场,大家基本上就变成了组团做有氧运动,而不是组团慢跑。

尽管有着种种限制,但布隆迪的民众还是很喜欢出门锻炼。布琼布拉市政府周五下午2:00下班后,政府工作人员也会加入锻炼的队伍。大部分人都会去奇里里山(Kiriri Hill),做上几个小时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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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批准可以组团运动的场地,布隆迪民众在做有氧运动

我到布琼布拉的时候正好是周五,意识到这个巧合的让·巴普蒂斯特整个兴奋起来了。“我们开车到奇里里山那儿去吧,”他说,“我们去和那些慢跑爱好者聊聊他们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做运动。”

靠近奇里里山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群跑者靠拢聚集在一起,涌向了山顶的布隆迪大学。大学门外,一名目光坚定的男子坐在一把折叠椅上,如果有要发生火并的征兆,他就会吹口哨提醒大家。

让·巴普蒂斯特告诉他我是个记者,他说:“不能拍照,不能摄影。”

这学校大概有五六个足球场那么大(里面还真有一个足球场)。大家在里面进行着各种运动,有打篮球的,有打手球的,还有两个拿拍子越过一根绳儿打网球的——没有谁是真的在跑步。大部分人都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圈,跟着圈子中间的领队做着一种类似于广场舞的运动。他们时而假装在打沙包,时而快步学鸭子走路,时而蹲下来双脚快速迈动。接着,他们跑到某个位置,对着面前的空气挥拳。

让·巴普蒂斯特想邀请一些没在运动的观众接受我的采访,但是没人愿意接受采访。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想说不利于政府的话,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布隆迪不是一个很看重新闻自由的国家。事实上,当时布隆迪几乎没有任何报刊新闻。前一场动乱暂时告一段落后,国际媒体离开了;大部分当地记者则因为担心被逮捕或被折磨,早就逃往了卢旺达。让·巴普蒂斯特还在这里是因为现在几乎没人读报了,所以政府对他也就不怎么在意了。

让·巴普蒂斯特用当地的基隆迪语对人群说:“他是在写关于慢跑的文章。”他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微笑,张开双手面朝大家,指向我的方向。

没一个人在意他。

他恳求道:“不拍视频也不拍照的!”

没人开口。

太阳下山了,我们回旅馆去了。另一名记者建议我待在旅馆周围厚厚的混凝土墙壁边上,当心流弹。晚上8:37的时候,远处当真响起了枪声。让·巴普蒂斯特把这称为“来自Cibitoke的乐声”。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了Tempete操场,那是另一个批准慢跑俱乐部活动的地方。Tempete操场上竖着许多半截埋在土里的轮胎,隔开了足球场和篮球场。

上午7:00左右,已经有大约100个人到那儿了。这些不是政府员工,而且让·巴普蒂斯特认识他们的头头。于是我悄悄混进圈子里,跟人群一起做起了运动。我们唱歌,用法语报数,踏步跺脚,伸展身体。我柔韧性比较差,一位老年人过来把我的手臂矫到了正确的位置,口中还大声重复着法语数字。

俱乐部里的人并不都是很专心地在锻炼。许多人锻炼做到一半就停下来,看着我,好像觉得我拼命把动作做到位的样子很有趣。不过有个人倒是真的很投入。随着动作变得更难、持续时间更长、太阳更热,他不时地发出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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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民众在Tempete操场运动

“是的,教练!谢谢您!”我们的领队在一长串仰卧起坐间隙停止数数时,他就会大喊,“来个一千次,教练。拜托了!耶!”

等我们做完运动,我准备离开时,他冲我喊道:“欢迎你!随时加入我们!”

他名叫费迪南德·尼屯加(Ferdinand Nitunga)。他告诉我,这个名叫家庭慢跑俱乐部(Family Jogging Club)的团体改变了他的人生。五六年前,一个朋友邀请他加入了这个俱乐部。他说,他超喜欢这个俱乐部,每个周六他都会从他之前住的郊区加土姆巴(Gatumba)出发,跑上六英里,然后再跑六英里回家。周日他会再跑一次。

几天后,我和费迪南德一起跑了一次。路上的行人都在匆匆忙忙前往工作的路上,摩托车在我们右边呼啸而过,我们跑过左边的通勤巴士。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违法了,不过警察并没有来找我们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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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局面越来越危险,但费迪南德一直在坚持跑步

费迪南德在布隆迪乡下长大。在学校的时候,他饱受衰弱头疼之苦,而且他父亲大部分时候都在医院。大多数情况和他一样的孩子都会选择待在家里,不再升学,省下学费种田补贴家用。但是,费迪南德不愿意辍学。他很聪明,而且很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他的法语很好,还会说英语(虽然语法有些奇怪)。他常常表现得比老师还要厉害。而且他发现,他是个天生的跑者——后来长大一点了,他才知道,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跑步是项挺困难的运动。

“我们放慢脚步吧,我说真的,”跑着跑着,费迪南德对我说,“我都能听见你的喘息声了,我觉得你很疲惫了。”

14岁的时候,为了继续学业,费迪南德搬到了加土姆巴,给一个叔叔当仆人,以赚取医药费和学费——这在布隆迪也很常见。可是,他的这位叔叔说,如果费迪南德想要继续住在这儿,他就得准备好辍学,加入胡图族叛军组织。

云层后透出丝丝阳光,我们沿着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在漫天湿气中朝着加土姆巴跑去。

费迪南德说:“我们可以再放慢一点脚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听到我的呼吸声还在不断加重。

“好的,”我松了一口气,今天我已经跑了有四英里了,我真一步都跑不动了,“你累吗?”

“我一点儿累的感觉都没有。”他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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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迪南德说,慢跑团改变了他的人生

当时,家庭慢跑俱乐部的负责人听说了费迪南德从加土姆巴跑到布琼布拉的事儿,他对此特别感兴趣,还给了费迪南德一些小建议,教他怎么训练、受的伤该怎么恢复。费迪南德告诉对方,他真的需要一份工作,还需要一个住的地方。(他离开了胡图族叛军组织。)

下一个周末,这位负责人召集了俱乐部成员,问:有谁能帮上忙吗?

一位名叫让·臬玻穆森·哈屯基马纳(Jean Népomucène Hatungimana)的男子举起了手。他开了个酒吧,费迪南德可以在那里工作,还可以睡在那儿。他会付费迪南德工资。这样一来,费迪南德就有钱交学费了。几年后,让·臬玻穆森邀请费迪南德住到了他家。

费迪南德告诉我:“我的美梦成真了。”

我们慢慢走到了加土姆巴。我觉得晕头转向,浑身肌肉酸痛。让·巴普蒂斯特从车里拿出了一些水,告诉我们,根据他汽车的里程表,我们刚刚跑了有将近九英里,而不是六英里。费迪南德耸了耸肩——他所说的六英里只是他自己估算的距离。

费迪南德的天赋可能不常见,但他对俱乐部的这种依赖之情并不少见。在社会和政治动荡以及不可预知的暴力事件中挣扎求生的布隆迪人常常会从慢跑团处寻求稳定、安心的感觉。

即使不运动的人也会出现在庞大到足以切断交通的运动队伍中。在想要连任总统的恩库伦齐扎看来,这样一种流行活动既愚蠢又奇怪——虽说他可能是全布隆迪最有健身意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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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民众沿坦噶尼喀湖跑步

恩库伦齐扎的新闻发言人说,总统每天早上都要游一个小时的泳,下午还要打两个小时篮球或者踢两个小时足球。大多数胡图族人没法接受教育的时候,恩库伦齐扎就在大学里接受体育教育了。

2003年,保卫民主全国委员会-保卫民主力量与布隆迪过渡政府达成停火协议后,恩库伦齐扎从坦桑尼亚边界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前往了基特加市(Gitega)。一路上,他不停地发表关于消除过去种族分裂的演讲。他很受欢迎。两年后,议会任命恩库伦齐扎出任布隆迪总统,任期五年。

2007年,恩库伦齐扎鼓励布隆迪全国民众一起参加健身锻炼,把健身锻炼作为了自己执政的一大基石。然而,他的领导渐渐出现了裂缝。电台记者们爆出了总统腐败的新闻,布隆迪人依然和战时一样在挨饿——甚至他们的饥饿程度可能更甚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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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

批评起总统来最直言不讳的还要属电台记者亚历克西斯·辛杜希杰(Alexis Sinduhije)了。

这位图西族人曾在哈佛大学上过一段时间学。他努力调停布隆迪的种族分裂问题,并因此被《时代》(Time)杂志评为了2008年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收养了一个因为布隆迪内战而失去父母的胡图族孤儿。2001年,他成立了Radio Publique Africaine非洲公共电台,旗下既有胡图族记者,也有图西族记者,其中有些记者此前还参与过内战。

2007年,辛杜希杰退出新闻界,走上了政坛。他成立了民主团结运动党(Movement for Solidarity and Democracy,MSD),指出现在的政府存在腐败问题,而且参与贪污的既有胡图族人也有图西族人。最后,他宣布参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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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杜希杰参选总统

2008年,警察在MSD总部逮捕了辛杜希杰,指控他“侮辱总统”。他的支持者在监狱外举办集会抗议,他最终还是被释放了。2010年,恩库伦齐扎连任总统,包括MSD在内的布隆迪主要反对党对此发起了联合抵制。他们称,政府的青年民兵组织Imbonerakure(大意为“远望者”)使用暴力威胁了选民。人权观察组织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选举结果并未因此被推翻。

现在再回头看时,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当时其实出现了许多会诱发大型暴力事件的要素。然而那时候,那些暴力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更像是由慢跑引发的。

布琼布拉的街区以前都是按照种族划分居住的。到2013年夏天,布琼布拉的街区被重新洗牌了——这一次,是按照不同的政治信仰。一个支持政府的慢跑团Inkona(老鹰)开始组团到政治立场相反的街区去跑步,他们跑起来就像是之前冲突战争时的士兵一样。不过,Inkona的创始人让·保罗·尼依韦滋(Jean Paul Niyihweze)说,这俱乐部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Inkona在布琼布拉共有超过3,000名成员,其中存在一些激进、最后演变成武装分子的派系。住在政治立场相反的街区的居民称,Inkona过来跑步的时候还会唱歌,歌词都是些让人想起布隆迪内战中的强奸和暴力事件的字眼,比如“让对手怀孕 / 让他们生下Imbonerakure”。

MSD也奋起反击,他们组织起了自己的慢跑团。恩库伦齐扎崇尚运动的方针为这些多少带有政治反对色彩的慢跑团提供了天然的保护伞。

“我们的总统喜欢体育运动,”MSD成员理查德·恩迪侯库布瓦右(Richard Ndihokubwayo)说,“他不能批评慢跑。”

我们见面谈过好几次。通常我们都是在我下榻的旅馆见面,有时候,被停车场过多政府牌照的车辆吓到的他也会坚持到其他一些地方见面。我们第一次约见时,我旅馆的厨房工作人员看到他就跟看到了幽灵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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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恩迪侯库布瓦右

“理查德!我们还以为你已经死了,”他们说,“我们以为他们已经抓到你了!”

理查德原本在议会大厦担任声音技术人员。2011年,政府要求理查德加入他们的政党,不然的话就要辞退他。理查德一怒之下加入了MSD。他是和辛杜希杰在同一个街区长大的,有时候还会偷听辛杜希杰的非公开会议。理查德选择了MSD。

2013年秋天,MSD和Inkona每个周末都要起冲突,边跑步边辱骂对方。理查德说,MSD本来是不打算穿过Inkona的街区的,但是Inkona却一直跑到他们的街区来。Inkona唱歌侮辱他们,他们也会唱歌反击。

“Inkona开始觉得他们很厉害,”他说,“我们也开始觉得我们很厉害。”

有时候,小小的挑衅就会引起街头斗殴。辛杜希杰利用电台广播进一步加剧了暴力。“唯一被打了以后不会反击的只有鼓而已,”他说,“如果有人打了你一顿,那你就打他两顿。”

冲突摩擦在不断升级。在Kinama街区,Inkona慢跑团成为了支持政府的民兵组织,他们保护街区,无论犯什么罪都能得到赦免。

我问让·巴普蒂斯特,他认不认识Inkona慢跑团的人。他花了半天时间好不容易才联系上一个。那人名叫穆萨·恩泽依马那(Moussa Nzeyimana)。2013年,他加入了Inkona,开始在政治立场相对的街区跑步,随时准备斗殴。他是一名技工,一双手上全是硬茧。我们开车去接他时,他蹲在后座,显得很紧张不安。直到我们到一家还没到开门时间的酒吧时,他才略略放松下来。那家酒吧里花花绿绿的,看上去不太像那种地下民兵会光顾的地方。在那里,穆萨总算有胆子开口了。他在Inkona里用的是假名,所以他给我提了个奇怪的要求,要我在文章里使用他的真名保护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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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萨·恩泽依马那

穆萨说,慢跑团的待遇很不错。他们运动完可以吃到额外的食物,周二、周四和周六还可以接受武器训练。一开始,他学会了怎么拆枪、怎么把枪重新组装起来。后来,他又学会了如何射击。

他们会收到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指示,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见面接受训练。穆萨告诉我,他不知道是谁写了这些信。接到要袭击Cibitoke街区的指令后,他离开了Inkona——他意识到,大部分他认识的熟人都会被枪击。他们都是他的朋友。他决定消失。

“我得离开了,”第一位客人刚刚推开门走进酒吧时,他说,“会有人看见我在和你讲话的。”

好的吧。不过他是怎么消失的呢?

“我加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慢跑俱乐部。那之后他们一直在隐藏我的踪迹,我就住在成员家里,”他说,“Inkona目前为止还没找到我。”

2014年2月,开始有传言称恩库伦齐扎会开始第三个总统任期。如果恩库伦齐扎再次连任,那就会破坏2000年布隆迪各派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签订的和平与和解协议。那份协议确定了新的政府和宪法框架,规定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一次(两个任期),政府和军方一体化,所有政府职位中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比例应该是六四开。

然而,恩库伦齐扎所属的党派对这样的分配一直心存不满。他们认为,把40%有利可图的政府工作提供给只占这个国家人口14%的族群太不公平了。2014年3月,他推出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废除了总统任期的限制,让胡图族可以更方便地巩固政权。不过,这项修正案最后在议会以一票之差被推翻了。然而,尽管有条款规定布隆迪总统任职不能超过两个任期,但宪法也存在漏洞:布隆迪宪法称,总统只能通过民选当选两次,而恩库伦齐扎第一次上台时是被任命的。因此恩库伦齐扎表示,自己有资格竞选第三个总统任期。

3月8日,MSD计划了一场抗议活动,集结了布琼布拉四面八方的每位成员。他们没有进行示威游行,而是选择了进行慢跑。然而,有人向警方走漏了风声,警方迅速封锁了道路。所有穿着慢跑衣服的人都被挡了回去。一些人因为试图跨过封锁线被捕,而所有被逮捕的人都被殴打了。

理查德对我说:“那个星期六是我记忆里最漫长的星期六。”

上午11:00,有消息称慢跑和在MSD总部集会遭到了禁止。最终还是有120人到达了MSD总部大院,其中也包括了亚历克西斯·辛杜希杰。

下午1:00左右,数百名警察出现在了院子外。两名警察偷偷想要从边上溜进院子,MSD成员抓住了他们,把他们拖进了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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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守在MSD总部大院外

理查德说:“我们俘虏了他们。”

人权活动家、前警官皮埃尔·克拉维尔·姆博宁巴(Pierre Claver Mbonimpa)现身谈判。他说,把人质放出来,警方会放每一个人回家的。

MSD放出了人质,但警方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没有人被允许回家。

双方僵持了好几个小时。傍晚6:00,院子内的MSD成员告诉辛杜希杰,抵抗是没有用的。警方会趁黑冲进院内,还有可能会杀掉他。辛杜希杰爬上了架在院子水泥墙上的一架梯子。后来,警察冲了进来。十个人遭到了枪击,不过没有人死亡。

理查德说:“如果你不跑的话,你就会被枪击或者被抓住。”那天至少有70人遭到了逮捕,其中22人受到了和慢跑有关的指控。48人入狱,其中21人被判无期徒刑。理查德假装自己是个记者,他拿出自己以前在议会工作时带照片的ID,告诉警官那是记者证。那位警官不识字,理查德逃过了一劫。

辛杜希杰藏在了附近一间屋子的阁楼里。两名警察来抓他,屋主请他们进了房间,说他们看上去很渴。警察喝了一大桶啤酒后,辛杜希杰设法逃走了。

第二年,恩库伦齐扎寻求再次连任总统已经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实。2015年4月25日,他所在的党派提名他成为总统候选人。反对党派再次组织了抗议活动,拉起路障,防止安全部队进入他们的街区。警方放了催泪瓦斯,抗议者以石块回击,警方又回以子弹。那天有七人因此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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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外媒警告称,

恩库伦齐扎再次连任可能会在布隆迪引发新内战

抗议活动持续了好几个礼拜。人们偶尔会组团绕着外面设有路障的街道慢跑,一起唱歌。费迪南德从自己的家望出去就可以看见他们。他说:“我就觉得他们把这当成了一个游戏。”只不过,这是一场有人遭到枪击的游戏。有时候是一两个人遭到枪击,有时候是五六个人。整个五月份,遭到枪击的有五十六个人。周末的时候,抗议者会停止抗议埋葬死者。

5月13日,恩库伦齐扎在坦桑尼亚时,少将戈德弗鲁瓦·尼永姆巴尔(Godefroid Niyombare)通过电台宣布发动政变。那天一整个下午,反对派士兵都在鸣枪庆祝。接着,战斗的枪声又响了一整个晚上——双方在争夺布隆迪电台RTNB的控制权。

“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见爆炸声,”一位住在电台附近的美国NGO工作人员俄里翁·多诺万-史密斯(Orion Donovan-Smith)说道,“我都没法儿回到我自己住的地方去。”

在这场战争中,不少私人电台遭到了突然袭击,被放火焚烧。5月14日晚,将军普利姆·尼扬加伯(Prime Niyongabo)宣称,尼永姆巴尔少将的政变失败。接着,5月23日,反对党领袖泽迪·菲鲁兹(Zedi Feruzi)遭到枪击身亡。布隆迪就在暗杀、绑架、折磨声和时不时出现在街头的毁容尸体的伴随下,度过了那一整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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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迪南德在街头跑步

一天晚上天黑以后,费迪南德、让·巴普蒂斯特和我开车穿过布琼布拉。反对派军队几个小时前袭击了一处检查关卡,因此警察花了很多时间盘查车辆,街上排起了长龙。

“这很危险,”费迪南德说,“如果有人发动袭击,我们也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让·巴普蒂斯特同意他的看法。

“上一个被枪击的将军是……”费迪南德费力地回忆着那个名字。

“阿道夫(Adolphe)?”让·巴普蒂斯特问。

“不是……”

“毕孔麻古(Bikomagu)?”

“不,不是他。”

“密斯伽罗(Misigaro)?”

“不是,我是说上一个。”

“普利姆?”

“对!普利姆。他被击毙的时候,好些个无辜的受害者都被牵扯了进去。”

接下来几个月里,布隆迪的暴力冲突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出现了大量有关轮奸、手榴弹袭击的报告,首都外还出现了埋葬有数十具尸体的乱葬坑。美国对双方都进行了制裁,军方因为政治党派不同而分裂,政府和反对派在乌干达进行的和谈不了了之。我离开没多久后,让·巴普蒂斯特就因为和记者一起工作遭到了逮捕。他们折磨他、威胁他,但他还是靠着行贿走出了监狱,逃离了这个国家。

在布隆迪的最后几天里,我又去Tempete操场参加了一次锻炼。那天我本来是想见见费迪南德的,但却没能找到他。他没出现也不一定是出事儿了,可他是一个不管怎么样也会找出方法坚持锻炼的人。我在人群中搜寻着他的身影,却怎么也找不到他。我有些担心了。过去几天晚上的火并持续升温,而且离我住的旅馆越来越近,也越来越频繁,我都可以听出不同的手持武器打出的子弹之间的差别了。

几天前,费迪南德对我说,他的生活状态其实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稳定。他不能上桌吃饭;虽然有多的卧室,可他还是只能睡在地上。谁知道他现在寄住的这家人什么时候会让他走人?如果离开的话,他又可以去哪里?

我穿过操场,加入了另一个俱乐部,和他们一起锻炼。我们一起跺脚踏步,我们对着空气做出打沙包的动作,我们用头去顶我们的搭档。

那是个宗教俱乐部。锻炼结束的时候,人们都聚到中间,祈求平安。一阵静默中,我听到身后另一组人中传来一连串吼叫声。

“三!四!五!教练!耶!哦!”有人用法语、英语和费迪南德式的腔调大声叫着。

我伸长脖子,看见了他。他正在慢跑,并不时用肘部去敲击另一边的膝盖。他开始一边跳一边转腰,动作难度挺大,我看他额头上都出现了小细纹。不过他还是做到了,他还是出现了。

毕竟,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跑步了。

* 本文编译自outside online,原文作者Peter Frick-Wright,部分摄影作品来源于Dominic Nahr,原文标题How Jogging in Burundi Became an Act of War,略有删节,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原文。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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