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全运会团体赛之争

这次全运会，有一支特别的队伍名叫：奥运联合队——出征东京奥运的团体和配合类项目，沿用奥运阵容，以“奥运联合队”名义参加全运会。

受疫情影响，东京奥运延期，和全运相撞，这导致备战奥运的健儿没法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和省市队的队友进行赛前周密的配合。没有了配合，成绩就无从谈起，于是，奥运联合队才应用而生。

苏炳添、谢震业缺席 4×100 米预赛，奥运联队以第六名险些翻船。而 24 日晚间的决战，不出意外，奥运联队仍大概率收割冠军。其他省市队想夺冠，只能祈祷于联合队的发挥失常。

不禁让人问：这种降维打击到底公平还是不公平？

从地方上来讲，有自己队友入选的对奥运联合队肯定是举双手赞成的。因为只要入选，就意味着金牌几乎已提前落入其省市的名下。“奥运联合队”明确规定了金牌分配：只要有队员在联合队，拿到金牌，所在省份就有份儿。不过，每个省份最多不超过2枚金牌。

拿女排举例，如果广东 2 名队员在联合队夺冠，会算广东 2 金。（三大球金牌数 × 3 ）。看得出，金牌划分明确到户，是打消省市队后顾之忧的关键。联队金牌见者有份，多多益善。女篮奥运联合队夺冠，意味着广东、山东、河南等八省市都有金牌入账。一枚金牌，八个省市雨露均沾。这种往省市体育局脸上贴金的好事儿，找不到拒绝理由。

全运会是中国被国际体坛隔离期间的特殊产物，是举国体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道重要门槛，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是很多省市体育局乌纱帽保得住的重要指标。

如果说中国军团在奥运的成绩是总局工作业绩的直观体现，那各省市代表队在全运会的成绩就是省一级体育主管部门的政绩成果。无论总局还是各省市地方政府，对省一级体育主管部门的业绩评价系统，主要以全运的成绩为主体，多年从未变过。

对省一级体育主管部门的官员来说，省区市队在全运的成绩将直接关系到自己仕途走向；而对省一级体育主管部门而言，省区市队有什么样的全运会成绩，体育主管部门就将得到与之相应的经费和地位。

于是，在过去几届全运丑闻频出，争议不断，发生许多怪现象。对全运的质疑声也沸腾到顶：劳民伤财，金牌至上。花着纳税人的钱，为体育盛事而买单。

从 2017 年开始，全运进行不断改革。比如取消金牌榜，开放群众体育项目等一系列措施，都在释放积极信号——从上层做起，淡化“眼中只有金牌”的氛围和观念，从而改变中国体育管理的观念。

但说实话，取消明面上的金牌榜，“地下金牌榜”随即而生。各省市仍在严密计算着自己的金牌数量：截止 9 月 22 日，江苏拿下 137 枚金牌、山东 81 枚、广东 76 枚。原来是一人夺冠，几家愁。现在是大家都开着心把金牌占。每个省市都有了为自己邀功的理由和依据。

对运动员来说也极看中全运金牌。否则苏炳添不会在 2017 年折戟后选择重新站起来继续坚持到底，也不会在此次出战 100 米前给自己立下誓言：不夺冠就退役。

全运金牌，对拿了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来说，是喜上加喜。不过，也有些奥运冠军其实从心里也不想打全运，但受迫于地方体育局之托，不得不拼。否则积压的奖金不能准时发给你，否则你想争取的最理想的工作岗位也不能安排给你。

对那些没有机会拿奥运金牌，甚至没机会去奥运赛场的运动员而言，全运金牌就格外重要了。不仅意味着荣誉，更是奖金和工作安置的指标。2013 年北京男排拿到全运冠军后，一位队员透露收到奖金为 80 万。如此丰厚的奖励，当然要拼尽全力争取。而这次有位世界冠军在赛前也表示，“只有拿下全运会才安排工作呢”。可惜，他还是没能如愿。

不过近些年，随着多元化的发展和新生代理念的更新，运动员未来走向也出现多元化选择，他们在市场化的环境里努力找寻求生之路，不再唯“体制内任职”为唯一出路。

此次全运会出现了省市队伍爆冷战胜奥运联队的现象。本以为奥运联队会砍瓜切菜，对对手进行“大学生吊打中学生”的降维打击，但没想到却吃了败仗。女子500 米双人皮艇比赛中，湖北一对姐妹逆袭战胜实力强劲的奥运联合队。

有个现象不得不提：今年全运真正降维打击的不是来自于奥运联队，而是来自于业余选手对国家队专业选手的碾压。在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来自于贵州轮迹自行车运动俱乐部的业余运动员米久江夺冠，在前三，业余选手竟占据了两席。排在第二位的是国家队实力选手吕先景。发挥是一方面，也看得出，国家队的实力也没那么强。